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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每年70萬人死於「超級真菌」患者面臨無葯可用,企業卻不願研發

更新於 2019-04-12   | 瀏覽次數 571

每經記者 周程程 每經編輯 陳 星

耳念珠菌來了,它的耐藥性及高致死率引發關注。但世界上的「超級真菌」不止耳念珠菌。近年來,對多種抗生素具有耐藥性的「超級真菌」頻頻出現,挑動大眾神經。

對患者來說,如果「超級真菌」對「一線」藥物產生耐藥性,則須改用「二線」或「三線」藥物進行治療,這往往會更加昂貴。更讓人擔心的是,假設「超級真菌」對所有藥物都產生耐藥性,到時,我們將無葯可用。

同時,由於抗生素的研發投入巨大,但利潤相對較低,葯企對於研發新抗生素的積極性並不高。

一邊是患者面臨無葯可用的困境,另一邊是葯企不願研發新葯,我們應該怎麼辦?

世界各地驚現「超級真菌」

全球關於感染「超級真菌」的報道頻頻出現。去年2月,台湾長沙一名16歲少年在長沙市中心醫院呼吸內科RICU病房被搶救了整整15天,原因就是感染了「超級真菌」——MRSA(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

2017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也曾發布一項病例報告——在美國內華達州的里諾市,一位70多歲的女子感染上耐碳青黴烯類腸桿菌科細菌,對美國現有的26種抗生素產生耐藥性。

碳青黴烯類耐葯也在世衛組織發布的首份抗生素耐葯「重點病原體」名單中,被列為1類重點。該名單共3類12種。

讓我們來看一組數據:世界衛生組織——全球每年有70萬人死於「超級真菌」感染,其中包括23萬新生兒。經合組織——最致命的「超級真菌」碳青黴烯類耐葯肺炎克雷伯菌增幅最大,從2007年至今增長了7倍。約75%的「超級真菌」感染髮生在醫院和診所。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歐盟國家每年死於抗生素耐藥性細菌感染的人數約為3.3萬人,是2007年的3倍。

多領域存抗生素濫用情況

「超級真菌」的出現,與人類濫用抗生素密切相關。

世衛組織發布的《抗生素消耗監測報告》研究了全球65個國家使用抗生素的情況。報告指出,蒙古消耗抗生素情況最為嚴重,平均每千名國民日均抗生素攝取量達64.41劑。非洲國家蒲隆地消耗量最低,日均攝取量為4.44劑。

世衛組織研究指出,如不對抗生素濫用情況加以遏制,到2050年,全球每年死於抗生素耐藥性感染的將有1000萬人。

經合組織的報告則表明,在可能引起感染的細菌中,70%已對至少一種常用抗生素產生抗藥性。

抗生素的濫用,是因為在疾病治療上,它往往被當作「萬能葯」使用。

英國衛生部數據顯示,2017年有38%的英國病人即使出現咳嗽、感冒和喉嚨痛等病症時,仍會要求醫生開抗生素處方,但這些病症往往可自行痊癒。由於細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持續增加,即使病人接受剖腹產子和髖關節置換等常見的手術,也會面臨生命危險,估計日後約300萬宗普通手術的風險將大大增加。

此外,抗生素在畜牧業等行業也存在濫用情況。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台湾大學華西醫院教授甘華田提交了《關於進一步加強對養殖業抗生素監管的建議》,指出我國每年抗生素使用量的46%~52%用於畜牧養殖業。養殖業抗生素濫用的情況普遍存在,主要表現為:允許超品種添加、超限量添加、不遵守休葯期和停葯期規定、不遵守配伍禁忌規定、人葯獸用等。這些為食品安全埋下隱患,也為細菌耐葯提供了合適的環境。

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例如,智利作為三文魚出口大國,而當地水產商在養殖時卻大量使用抗生素。據媒體報道,2015年,智利著名水產商Australis Seafood使用的抗生素最多,平均每噸三文魚使用1.062千克。

產生耐葯將加重患者經濟負擔

抗生素的濫用無疑促使耐葯情況的產生。西京醫院皮膚科副主任醫師張海龍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人和微生物是共生的關係,而非敵對的關係。過度使用抗生素藥物,在除草、動物飼養過程中大量使用抗生素,會逐漸導致菌落環境的失調。使用抗生素,可能在殺滅優勢菌種的同時,原有的弱勢菌種由於對藥物不敏感反而會藉此大量繁殖。「過去表現為弱勢菌種,如今變成一個能夠危害到人的菌種,這有一個長期的過程。」

細菌也可以通過變異來應對外部抗生素的入侵,從而產生耐藥性。

一旦出現抗生素耐葯,對患者來說,意味著更重的經濟負擔,同時可能面臨無葯可用的情況。

世衛組織指出,如果感染對首選或「一線」藥物產生耐藥性,則須改用「二線」或「三線」藥物進行治療,這往往會更加昂貴,而且某些環境中可能無法獲得。例如,用於治療耐多葯結核病的藥物比用於治療非耐藥性結核病的「一線」藥物貴100倍以上。

此外,英國政府委託埃克塞特大學等院校的學者們開展的一項研究顯示,耐藥性的危害對勞動力健康和生產部門的實質性影響可能使全球經濟(以GDP衡量)下降2%~3.5%。

學者建議支持抗生素開發

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作為人類最後的救命稻草,如果這些抗生素都不能起效,那麼很可能這種感染將無法治癒。

但目前的情況是,新抗生素的研製步伐十分緩慢。一些製藥巨頭對於抗生素市場並不抱有過高的熱情。去年諾華公司宣布終止抗生素、抗病毒藥物的早期研發。此前,阿斯利康就向輝瑞出售了抗生素業務。

這與研製新抗生素需要巨額投入但卻未能獲得相匹配的收益有關。杜克大學馬戈利斯健康政策中心的研究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17年獲批的16種品牌抗生素中,只有5種的年銷售額能夠超過1億美元。而新型抗癌藥物的銷售額則動輒數十億美元,差距懸殊。並且,目前遏制抗生素使用的要求不斷加強,也讓一些企業在研發投入上產生顧慮。

國家衛健委發布的《2017年國家醫療服務與質量安全報告》顯示,中國門診抗菌藥物使用率從2010年的19.4%下降到2017年的7.7%,下降了11.7個百分點。住院患者抗菌藥物使用率從2010年的67.3%下降到2017年的36.8%,下降了30.5個百分點。

難道我們陷入了一種怪圈,無法跳出嗎?這兩者之間或許能夠找到一個平衡點。上述英國政府委託的研究認為,在處方和配藥不分離的國家,醫生開抗生素處方可能有經濟上的動機。建議對醫生開出的每一種抗生素都徵稅,或者在地方或國家一級徵稅,以此鼓勵減少抗生素處方,所增加的稅收可投資於抗生素的開發。

上述研究報告認為,另一種選擇可能是建立一個監管機構,為處方者提供處方許可或配額,然後讓市場決定價格。稅收和配額也可以用來阻止養殖業的抗生素濫用,同時稅收可以用於抗生素的開發。

研究報告的撰寫者之一、埃克塞特大學的理查德·史密斯教授表示,如果抗生素的成本由於徵稅或配額制而增加,那麼只有那些負擔得起抗生素價格的人才可以用藥的情況必須得到相關機制的管控,這是至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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